此次《证券法》修订的一大亮点，在于新设专章规定了投资者保护制度，并作出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包括区分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有针对性地做出投资者权益保护安排；建立征集股东权利制度，允许特定主体公开请求上市公司股东委托其代为出席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提案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规定债券持有人会议和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建立普通投资者与证券公司纠纷的强制调解制度；完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制度。
修订后的《证券法》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证券民事诉讼制度，主要内容包括：充分发挥投资者保护机构的作用，允许其接受50名以上投资者的委托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允许投资者保护机构按照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确认的权利人，向人民法院登记诉讼主体；建立“默示加入”和“明示退出”的诉讼机制，为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方便的制度安排。明确引入中国特色的集体诉讼制度，有望进一步提高对恶性违法行为的综合处罚力度，完善证券民事诉讼程序，以期更有效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中国民事诉讼中，对代表性诉讼一直持较为审慎的态度。在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简称《九民纪要》）中，对证券虚假陈述类诉讼的代表人诉讼程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引入了“示范诉讼”等实践中较为有效的做法，但总体上仍没有突破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代表人诉讼的规则。此次《证券法》修订的重大突破在于在投资者保护机构提起代表人诉讼的情况下，可按照“明示退出、默示加入”的规则进行处理。这个规定和其他国家的集团诉讼制度比较类似，但作为代表人的主体是特定的，体现了中国特色，在具体运行上还需要进一步做好与民事诉讼法的衔接。
总体而言，修订的《证券法》新增的相关条款直击投资者司法维权的痛点，堪称中国特色的集体诉讼制度，有利于投资者诉权的行使。一直以来，证券民事诉讼具有涉及投资者人数众多，单个投资者起诉成本高、起诉意愿不强等特点。此次一方面明确了投资者保护机构可“明示退出，默示加入”的规则，提起代表人诉讼，代替投资者维权；另一方面，通过公告登记、代表人诉讼等方式也大大节约了司法资源，提高了司法效率，减轻了投资者的诉累，能够加强投资者保护力度，提高投资者司法维权的意愿。后续可以考虑引入由国家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作为首席原告，减少美国集团诉讼当中可能出现的原告及律师的一家独大情况，避免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和滥诉的结果。
然而新证券法修订，仍然存在一定不足，比如新证券法中关于投资者的保护多次使用“投资者保护机构”术语，该术语实质上与“相关机构”等类似术语一致，都对权利人的权利行使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应当尽快通过出台司法解释、部门规章等方式对“投资者保护机构”具体化，以便投资者遭受损害时向适当的机构寻求帮助。同时，不论是最高法发布的《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还是《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都只针对的是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型案件存在制度缺失。虚假陈述类赔偿的诉讼条件也较为苛刻，必须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的查处结果或者人民法院生效的刑事判决，若是损害后果属于内幕交易或者操纵市场行为引发的，抑或是虚假陈述行为但未经行政追责或刑事审判，则受损投资者难以通过该诉讼方式进行救济。
（本文节选自投服中心2019年度课题《体系化构建证券期货纠纷调解与仲裁机制研究》研究报告，由上海交通大学承办，课题负责人：沈伟）
